我與鞍鋼的恢復——軋鋼專家李松堂
1946年夏，我被派到北京石景山鋼鐵廠籌建軋鋼廠和整理敵偽時期的技術資料工作。適逢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委員長錢昌照 （解放后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路過北京，準備到東北視察，并需要增加一些成員，我便欣然地隨團一道出關到了遼南。
同年8月底隨視察團到達鞍鋼的時候，看到的是滿目瘡痍，雜草叢生，高爐區尤甚!
當時，對于像我這樣久居抗戰大后方的鋼鐵工作者來說，還是有一定吸引力的。畢竟這些保留下來的設備，還是接近于當時現代化水平的大型設備，特別是由于太平洋戰爭，海運受阻，廠區內尚遺留下來大量的鋼材、鋼坯、生鐵塊、煤、焦、礦石等，這些物資對于鞍鋼的恢復生產無疑是一種有利條件。因此，當1946年12月繼任的資源委員會委員長孫越崎（新中國成立后曾任煤炭部顧問）來東北視察時，我就隨他第二次來到了鞍鋼，并留下來工作，職務是協理兼軋鋼所所長。
1947年7月，當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張群和國防部長陳誠先后來鞍鋼視察時，已開工1組焦爐、1座平爐，2號高爐在烘爐。初軋廠則軋出了8塊鋼錠。后來解放軍發動秋季攻勢，對鞍山進行包圍，外部運輸基本隔絕，生產被迫停頓。
1947年11月間，經過幾位協理的商定，擬早日撤出鞍山。于是，楊樹棠和邵象華夫婦，以及我和愛人并帶著兩個孩子一道，在運輸處處長張寶書夫婦的護送下，乘坐一列貨車的守車擬沖出去到沈陽。誰知車行至首山時，聽到路局的負責人說，遼陽北面的太子河過不去，不得已乃折返回鞍山。至此從陸路撤退的希望全部破滅，于是集中精力設法從空中撤退。由于鞍山西部的飛機場已被解放軍占領，只好在市內烈士山南地勢比較平坦之地(目前解放路處)修筑臨時飛機跑道。通過不斷地用無線電報與沈陽、北京聯系，孫越崎委員長知道撤退已無望，乃急電告訴我們：“這是國內戰爭，不一定非跑不可。戰爭緊急時，要躲避到安全的地帶，千萬不要亂動，以防無謂的傷亡。”經過幾個協理商議后，決定按照這個精神行事。
1948年2月18日早晨，外圍的槍聲更近，且臺町區的個別住宅已落炮彈，決定立即全部遷至廠區內躲避。我記得我、靳樹梁、王之璽、楊樹棠、毛鶴年以及我們的家屬是遷到廠內軋鋼所，即現在第二薄板廠辦公室的二樓上居住的。事后知道邵象華夫婦和李恩業以及留用的德國奧托公司的煉焦專家曼納爾是躲在化工總廠內的。適逢這天上午10時左右，資委會租用美國志愿軍飛虎隊陳納德的飛機飛至勝利路上空，投擲鈔票，并試圖降落接我們出去，終因地面的障礙物太多而未成功。后來知道，他們誤認為勝利路是解放路所修筑的臨時飛機跑道。
下午幾個協理正在大白樓總辦公處發放工資時，國民黨守鞍部隊的52軍在三孔橋東面鋼鐵研究所內的司令部因戰事吃緊要遷至大白樓，于是就將我們全部人員從樓內趕出。大約在下午4時左右，我們幾個協理只得在工資還未發完的情況下，從大白樓撤至廠區內躲避。此時，守軍已在大白樓四周發射迫擊炮彈。
為了安全起見，我們在軋鋼所的墻外面掛上白旗，至晚間11時許，就聞軋鋼所門外有解放軍喊我們出來的聲音。下樓后，為首的解放軍軍人說：“多數是婦女兒童啊！”于是就命令成年男子集中，到化工總廠焦油車間一個空倉庫內居住。婦女兒童仍回原處居住。至深夜我就聽到外面遠處有兩聲槍響，然后就再聽不見槍聲了。這時我看看懷表，正好是凌晨2時，這就是2月19日鞍山解放的時間。
天亮后約8點鐘的時候，解放軍即帶領我們至鞍山西郊煙狼寨、黃家屯、馬家屯等處居住。約在第六天的天黑前，解放軍在馬家屯點名，當點名人發現我們這幾位協理時就說：“啊！6個協理都在啊!”這時，就將我們鞍鋼的人員和其他的人員分開，并將我們領回市內，安排在華昌百貨商店西側的吉順旅館內居住。第二天，我們的家屬則與我們相會。
鞍山解放后第九天的晚間，新成立的市領導機構的領導人到我們的住處來看望我們幾個協理。市長劉云鶴和公安局副局長林俠，見到我們后首先向我們表示歉意。我們也對這幾天給予我們的照顧表示感謝。他們征求我們處理留下來的技職人員的意見后決定：“愿留者留，不愿留者可以領取路條自由離開鞍山投親或去其他地方。”
我們幾個協理和家屬共11人，第二天下午就由遼東軍區軍實處王處長和一位王同志領著我們至鞍鋼廠區內遼東軍實處的辦公地點，即我們解放前夕躲避處的軋鋼所。不久，王處長就叫我們收拾點鋪蓋準備出發。然后由軍實處的王同志陪同我們一行11人去遼東省的省會安東（即現丹東市）。首先在遼東軍實處內居住，不幾日即見到愿意留下的技術人員，如楊振古、雷天壯、靳漢、胡光沛等，李恩業陪同曼納爾和留用的日本技術人員亦相繼到達安東。等他們到齊后，就在臨江街成立招待所，將我們和愿留用的中國技術人員一起，包括曼納爾在內集中到招待所內學習，留用的日本人則另居一處。至6月間成立安東科學院，我就帶著愛人和兩個孩子開始過著每月150公斤苞米的供給制生活了。
在這個時期，主要是熟悉和適應解放區的生活習慣，以及閱讀和學習當時中央的主要文件。不久，由于遼沈戰役取得了全面的勝利，我們和其他愿意留下來的技術人員以及留用的日本技術人員一道，于當年12月1日即由安東乘火車出發，第二天就到達了鞍山。此后，則為鞍鋼的恢復生產時期，也是我們為鞍鋼的生產建設作出貢獻的良好時期。
鞍鋼生產的恢復
1949年初，由于東北三省和北平、天津已全部解放，淮海戰役又取得了全面勝利，對鋼鐵的需要日益增加。因而，黨中央對于鞍鋼的修復亦日益重視。我記得鞍鋼的第一任負責人是郝希英。當時全公司劃分為8個部。即采礦部，統管各礦山；煉鐵部，兼管燒結；化工部；煉鋼部，兼管耐火、鐵合金；軋鋼部，統管軋鋼各廠；制造部，統管各機修、軋輥鋼錠模等廠，以及動力部、運輸部等。
恢復生產，首先需要的是器材和圖紙資料。由于戰爭的破壞，雖然想盡辦法予以保護，但一些細小的器材，散失在群眾手中的，為數則仍很多。這時在中共鞍山市委的領導下，發動了全市范圍、群眾性的獻交器材運動。這個運動遍及千家萬戶，因而收效很大，不數月所收集的器材，已基本上能滿足開工、恢復生產之用。即使是留用的日本技術人員，也將蘇軍拆遷設備時有意隱藏在唐馬寨的一塊勞特式中板軋機的牌坊告訴領導。這一方面固然由于鞍鋼長期停工，失業工人急欲早日得到工作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群眾熱愛黨、擁護黨的領導的具體表現。
至于圖紙資料，收藏在總辦公廳（大白樓）西端地下室內，大多殘缺不全，幸好解放前我們還運到關內一套完整的圖紙資料。這時北平、天津已經解放，乃將存在天津的資料運回。再加上這時的計劃處副處長王之璽，就是解放前整理資料的總負責人，因而給予修復工作帶來了很大方便。鞍鋼之所以能在半年之內，就將2號高爐、二煉焦、煉鋼廠和初軋廠全面修復開工，與圖紙資料的及時供應也是分不開的。這些資料對于以后提供蘇聯專家為設計鞍鋼長遠發展規劃120卷所需要的原始資料，也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這時，我們幾個協理的工作，大體上是這樣安排的，我留在軋鋼部為總工程師，邵象華、楊樹棠、毛鶴年分別為煉鋼、制造、動力部總工程師，王之璽為計劃處副處長，靳樹梁則協助郝希英領導全公司的業務。在愿留的技術人員中，李恩業、楊振古、賈竹堂分別為化工、煉鐵、采礦各部的總工程師，其他愿留的技術人員，也都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
留用的日本技術人員也大都回到各自原來的工作崗位，其總領導人，原昭和制鋼所理事瀨尾喜代三則為總顧問。由于中國的技術工人隊伍不斷成長，加之由于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原在鞍鋼工作、鞍山解放后進關的絕大部分技術人員都在湖北大冶鋼廠工作。此時，他們聽說鞍鋼已經開工并且我們幾個協理都在鞍鋼工作，于是，就不約而同地回到了鞍鋼。我記得在軋鋼方面，高豫仍為中型廠廠長、丁振巖仍為初軋廠廠長、李培則為小型廠廠長等。鞍鋼各系統的修復工作在短短的半年時間內就達到了使其全面開工的水平，這當然與鞍山解放時未受到嚴重的破壞，以及當時公司各級領導人和中共鞍山市委都能重用原有的技術人員是分不開的。當年的生產，鐵、鋼、鋼材的產量，已分別達到7萬多噸。這個數字雖然不大，但對當時支援解放戰爭來說，卻起到了積極作用，因為舊中國年自產鋼不過萬余噸。相比之下，這個數字是可觀的。
在恢復生產時期，當煉鐵、煉鋼、初軋已形成連續生產能力之后，就是要使尚存的設備全部開動起來。當時的焊管廠是殘留的比較完整的廠子，但由于生產管坯的廠子二小型設備奇缺，因而無法開工。經留用的日本技術人員共同研究，決定采用一初軋生產的薄板坯，縱切成管坯的寬度，然后在二小型建一臺單架三輥式軋機繼續軋制成管坯的厚度。經多次試驗，均不能軋出合格的產品。于是，我就建議增建一架立輥軋機，先將管坯的邊部軋齊，然后再在水平輥軋機上軋薄就可以了，并且還能得到精確的寬度。但是，日本的留用技術人員怕丟面子，不愿采納，于是就請東北地區的所有著名的留用日本技術人員，集中到鞍鋼來作試驗。雖經多次試驗，并對剪切技術進行了不斷改進，結果仍無效。最后不得已才采納了我的建議。當立輥機架建成后，一次試軋成功，使焊管廠得以順利地投產。這是我第一次同留用的日本技術人員較量。由于中國技術人員在各生產系統都表現得不錯，技術工人的技術水平亦逐漸提高，因而留用的日本技術人員和工人，亦陸續地被遣送回國。至 1952年末，除愿留在中國者外，已基本遣送完畢，就連留用的德國煉焦專家曼納爾亦準許他回國。
在恢復生產階段，除去集中精力恢復尚存設備盡早投入生產外，另一個任務就是向來鞍鋼的蘇聯專家提供為設計鞍鋼長遠發展規劃初步設計120卷所需要的原始資料。前面已經提到過，鞍鋼解放時，由于重視圖紙資料的保管，這對提供原始資料也提供了一定的方便條件。但由于已有的圖紙資料是不可能滿足蘇聯專家的所有要求的，特別是地下管道和建筑物、構筑物的相對位置，因而早在1949年就成立了約400人的勘測隊伍。這項工作到1950年底已基本完成，此后對一些隱蔽工程還不斷地繼續加以補充。
1950年底，東北工業部為了使鋼鐵工業進一步發展，抓緊了技術人員培訓工作。在沈陽成立了我國第一個冶金專業最高學府——東北工學院。由于師資不足，特別是軋鋼方面的人奇缺，當時任院長的靳樹梁就千方百計地商請鞍鋼經理李大璋要我去東北工學院執教。但鞍鋼的領導則認為，鞍鋼也很需要我，最終決定：每星期只能去東北工學院一天講課，其余的時間仍在鞍鋼工作，時間為兩學期，從1951年秋季到1952年夏，我便經常穿梭于鞍山和沈陽。
從事設計工作
1951年底，蘇聯幫助鞍鋼編制的長遠發展規劃初步設計120卷已全部到達鞍山。在生產副經理馬賓主持下進行審查，并號召全體技術人員多提意見，以便將正確的意見寫進批準書中去。我也是被邀請提意見之一員。我記得對于該初步設計我所提的最大意見是反對第二、第三煉鋼廠共同使用一個初軋機，也就是第二煉鋼廠利用原有的老二初軋廠的廠房建設第二初軋廠，在現有西部中央煤氣發生站至尾礦壩處建設第三煉鋼和第三初軋廠。這樣做不僅回填的土方量少，基礎工程投資少，煉鋼的發展還可與初軋的發展同時并進。至于第一、第二煉鋼廠的改造，初步設計中所采用的目前的工藝，則是收集原始資料時聽取了中國技術人員的設想，也就是將坑鑄改為車鑄，取消擺吊，整模、脫模均拿到廠房外面去；預備精煉爐全部改為平爐，從而使產量成倍地增加。這個收集原始資料時所提的建議，是被采納了的，但蘇聯專家并沒有從中得到啟發，而始終堅持兩個煉鋼廠使用一個初軋機。我還記得，有一天蘇聯專家組組長畢雷特卡茨向馬賓副經理說：“我想李松堂這個意見，你們領導上是不會同意的。”最后還是同意蘇聯莫斯科黑色冶金設計總院列寧格勒分院所推薦的方案。
初步設計批準后，就立即籌建設計管理的班子。于1952年3月我就調離了軋鋼生產系統，到當時的基本建設系統的設計處任總工程師。當時主要的任務就是鞍鋼長遠發展規劃設計的管理工作。從此我就開始了基本建設的設計工作生涯。這時設計處只有七八十人，但鞍鋼基本建設的施工隊伍卻配齊了1.5萬余人，自全國各地征調來的知名專家亦不在少數，例如鄧恩誠、賈永昌、范先鼎等人，都是當時中國施工隊伍中的知名人士。此外，雖然還有100名蘇聯施工專家，但一直到5月底尚不能大面積地開展施工工作。當時我看到這種情況，實在不能再拖下去了，于是在一次現場施工會議上我就說：“軋鋼設備那么多，不在現場放好各設備的中心線相互關系的控制線，是不能大面積開展施工的。”蘇聯專家組長聽了我的這番話之后說：“你說的這個辦法完全對，大家就這樣開始吧!”這時大型軋鋼廠、無縫鋼管廠和7號高爐，“三大工程”的施工現場才真正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于是“中心線”這個題目，就成為當時的熱門新聞。
我記得當時鞍山市委書記韓天石就下令給施工單位的各級負責人，以后蘇聯專家所下的命令，都須事先征求我的同意后再開展工作，而我所說的話，則可以不征求蘇聯專家的同意就執行。這當然是組織上對于我莫大的信任和鼓舞，但同時也增加了我的責任感。從此，我對中國鋼鐵工業的信心大增，并相信我昔日鋼鐵救國的夢想，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是會實現的。其實，正是由于鞍鋼解放初期恢復生產的那段歷史，才使我同鞍鋼一道回到人民群眾的懷抱，并開始了新的生涯。
（本文寫于1984年，摘自《鞍鋼60年回憶錄》。作者李松堂，著名軋鋼專家。1946年曾任鞍山鋼鐵有限公司協理。1948年后參加了鞍鋼的恢復生產工作，曾任鞍鋼設計院副院長。1993年12月因病逝世。）
來源：鞍鋼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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